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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投平台2023-03-24 17:48

扎根西部大地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作者：马小洁（兰州大学党委书记）

　　党的二十大吹响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进号角，进一步激发了高校自觉肩负起以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担当。兰州大学将始终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学深悟透做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加解放思想、更加主动进取、更加团结奋斗，在西北办好一流大学，不断释放支撑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新活力。

　　增强历史主动，引领事业发展形成新格局。扎根西部、服务国家、引领发展，是兰州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战略布局重要组成部分所应承担的最朴实的社会责任和最主要的历史任务。百十年来，兰州大学自强不息、独树一帜，已成为我国特别是西部地区高水平创新人才培养、基础科学研究和高新技术研发、高层次决策咨询的重要基地，成为国家和区域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兰州大学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深刻领悟党和国家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殷切期待，准确把握学校所处的时代坐标和历史方位，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清醒，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不断强化“一流”意识，提升干事创业精气神和战斗力，充分激发蕴藏于师生之中的发展伟力。坚持在特色中兴文、在原创中厚理、在厚理上拓工、在创一流中精农、在抓基础上强医，进一步强化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优化专业结构布局，锻造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挖掘区域禀赋潜力，塑造学科特色发展新优势。促进西部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一直以来，兰州大学立足西部独特的资源禀赋，在青藏高原、冰川冻土、风沙治理、敦煌学、中亚问题、区域经济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原创性引领型的学术高点。新时代新征程，兰州大学将进一步把研究解决学术前沿问题与解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理论问题相结合，凝练学科方向、塑造优势特色，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最大程度展现学科价值。强化问题牵引、团队传承和学科辐射，提升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经法等基础优势学科核心竞争力，增强优势特色学科对主流学科发展的原创性贡献，构筑特色优势学科的高原高峰。面向西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谋划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领域新兴学科。创新探索基于青藏科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等具体案例的交叉学科，努力在与区域发展同频共振中形成立体化、特色化的学科发展新赛道新优势。

　　强化有组织科研，彰显战略科技力量新势能。近年来，兰州大学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充分释放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潜力，首次合成共价有机框架材料的大尺寸单晶，研制成功首颗极大规模全异步电路芯片，原创性地提出“黄河水系发育模式”，研发出风沙灾害治理新技术，着力解决在种质创新和生命健康等方面对基因功能和作用机理的重大需求，在西部树起了创新驱动、勇创一流的旗帜。未来，兰州大学将进一步增强党建引领和统筹科研高水平发展的能力，点燃各类科研组织和广大科研工作者科研报国的激情和动力，激励引领大家心怀“国之大者”、紧盯“四个面向”，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持续整合汇聚项目、人才、资源等科研要素，围绕“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等，超常规布局建设一批“打基础管长远”“有特色创一流”的重大项目，全力推进草种创新与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打造西部安全重大科研平台、西部高发疾病转化医学与新药研发科教平台等，努力在应用技术研究、关键性技术突破上取得更多新进展。

　　坚持立德树人，展现人才自主培养新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教育是根本、科技是关键、人才是基础。兰州大学一直以人才培养见长，毕业生中当选两院院士、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人数稳居全国高校前列，创造了化学“一门八院士”、地学“师生三代勇闯地球三极”等享誉国内外的“兰大现象”。今后，兰州大学将始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紧紧围绕“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这个时代课题，坚持人才强校战略，站在后继有人的高度，加强战略科学家和青年优秀人才培养力度。坚持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完善一流育人体系，发挥一流学科优势，推进学科优势向专业优势转化、人才优势向育人优势转化、科研优势向教学优势转化。深化“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强基计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内涵创新与示范引领，完善导师制，建立优秀本科生提前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培养模式，实施本研贯通一体化培养。深化专业升级改造，促进“四新”交叉融合，加快培育微专业、交叉学科专业。开展课程存量改革，加强跨学科贯通课程、在地国际化课程建设，推进实验实践课程与社会发展、科技进展的有效衔接。坚持以一流科研成果反哺一线教学，注重用科技前沿问题、重大原始创新问题开阔学生战略眼光、厚植科学素养，培养学生跨学科能力和解决综合复杂问题的能力。坚持“五育并举”，深化“三全育人”，努力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时代新人。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0日 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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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贺劭清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

　　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摄

　　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